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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几年，在苏黎世与指挥家帕沃•雅尔维（Paavo Järvi）聊起他的家乡爱沙尼亚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到帕尔努音乐节（Pärnu Festival）来看看。”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，今年夏天终于成行。

帕沃是当代国际乐界极有影响力的指挥家，除了任职瑞士和德国两个顶尖乐团的总监之位，还常年与世界各国的一流名团合作，比方说，并曾获美国格莱美大奖与德国古典音乐大奖。但他说，世界各地的住址，都比不上在帕尔努那种在家的感觉。到了指挥家度过童年的小镇去看过由他创办的音乐节，台上台下见帕沃的松弛状态，确实有褪下铅华，清风扑面之感。

探索波罗的海国度是我一个长年以来的愿望。为了逐寸感受地理位移，增加旅途的故事色彩，我特意安排了从伦敦出行、全程不飞的路线，经比利时搭火车到北德，搭船东渡波罗的海，在立陶宛上岸，再由拉脱维亚进入爱沙尼亚西南港口小镇帕尔努。

驱车经过爱沙尼亚-拉脱维亚边境时，车速丝毫不减，窗外飞快掠过已废弃十多年的边防站。同车里的前座是生于2003年的爱沙尼亚钢琴演奏界新秀Tähe-Lee Liiv，她头靠着座椅正在熟睡中。

这位20岁的新生代音乐家同时在伦敦和柏林学习，前一晚刚刚在威尼斯完成了一场演出。对比起来，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举家搬到美国的雅尔维家，代表的则是爱沙尼亚另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“爱沙尼亚位于前苏联的西部，在不能出国的时代，大家觉得到爱沙尼亚来就跟出国差不多了。”在苏黎世时，帕沃忽然提起自己7岁的时候见过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面：“他跟我父亲（指挥家尼姆•雅尔维）是朋友，那时他来我们在帕尔努的家。（小提琴家）大卫•奥伊斯特拉赫、（大提琴家）罗斯特洛波维奇他们都来过。我和父亲、肖斯塔科维奇三个人一起拍了张照片。”然后帕沃执意在手机里找了好一会儿，翻出来一张黑白照片。

在帕尔努期间，我特意找去大卫•奥伊斯特拉赫曾住过十多个夏天的故居，外墙绿漆已剥落，但院子里的树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苹果，这让我想到帕沃跟我说的：小镇生活还有许多过去时光的痕迹。再走一点，就是波罗的海的入海口，海草在风中狂野飞舞。

于是帕尔努，而不是首都塔林，就成了我进入爱沙尼亚的第一扇门。这个海滨小镇拥有一座专业音乐厅，但却还没有自己的火车站。据说一条贯通波罗的海国度的高铁正在兴建。帕尔努湾是整个国家惟一朝南的海滩，浪潮温和。在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下，扑面都是带双重字母和特殊语调标记的词语。除去这种具体印象之外，剩下的就是每场音乐会带来的抽象感受。来帕尔努之前，我只是从帕沃与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（Estonian Festival Orchestra）合作的CD中听过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世界首演录音。在现场亲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就拿当今爱沙尼亚作曲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托努（Tõnu Kõrvits）在音乐节上的新作《舞曲集》首演为例：我在看演出前刻意先不去看背景文字，手风琴响起时的小调旋律马上能令我联想起东北欧的民间故事来，印象派色彩的写意和弦，则带来山海间大自然的气魄。音色流转间，脑际还闪过这两天不断往返的帕尔努海滨林荫道、夜里11点还亮着的天，还有三两结伴的金发少女。每个晚上，音乐会结束后，乐手与观众们都不急着回家，而是涌到小镇中心的一家酒吧里喝一杯，长龙常常排到街上，队列中的陌生人就会自然开始聊天，等排到前面时大家都已经成为朋友。

雅尔维父子仨：克里斯蒂安（左）、尼姆（中）和帕沃•雅尔维，摄影：kaupo kikkas

1980年，帕沃17岁时，与父母亲、弟弟和妹妹一块儿离开爱沙尼亚，移居美国。前苏联解体之后，雅尔维一家基本上又搬回了爱沙尼亚。14年前，帕沃在充满童年回忆的海边小镇创办了帕尔努音乐节。凭藉帕沃的影响力，他也陆续将世界各国的大腕艺术家们请了过来。

音乐节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及音乐节资金时说，爱沙尼亚转型才30年，并没有“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钱”，预算比起德奥等地的音乐节来差了一截，可是我所感受到的节目内容与水准，相比起来毫不逊色。

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作品自然是音乐节的焦点，但担纲主角的“爱沙尼亚节日乐团”，成员则是帕沃在各个乐团的爱将，包括苏黎世音乐厅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和慕尼黑爱乐的首席大提琴，以及柏林爱乐的低音大提琴。因为心意相通，指挥家与乐手们彼此合作融洽，尽管乐团一年一聚，音乐会却水准极高，尤其是观演体验，相比起在伦敦柏林等大都市的音乐会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帕沃对我说，他想营造出一种“专有”的体验：“但‘专有’这个词，经常被误解成是将其他人排斥在外。音乐节并不是一个会员俱乐部，但我们绝不会为了吸引更多听众而放低身段。莎士比亚、伦勃朗都不是精英主义者，但他们的作品都确实有一定的欣赏门槛。我们的乐团里坐着世界顶尖乐团的明星乐手，我们不放松任何排练，以保证节目水准是最高的。”

在帕尔努的四天里，我边感受边观察：这个节日吸引人们从爱沙尼亚各地及邻国芬兰、拉脱维亚甚至德国赶过来，大家沉浸与享受的，并不是因为这儿是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，而是因为音乐节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、自行车和踏板车、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。如帕沃所说，这里“没有金光闪闪，没有装模做样，现实的样子不多不少”，“真实”就最吸引人。

大家沉浸与享受的，并不因为这儿是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，而是音乐节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、自行车和踏板车、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。摄影：张璐诗

离开前一天，我在乐团排练结束后到帕沃的休息室里跟他又聊了一次。帕沃向我递过来满满一盘的莓果，他助手提了一袋子樱桃和豌豆进来，帕沃开心地嚷着：“每年回来最惦记的就是樱桃”，然后向对着一颗大豆角不知从何入手的我，演示如何快速剥开豆荚的技巧。

帕沃已担任德国不来梅德意志室内乐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长达20年，他同时身兼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。从14年前起，每年7月他都有一段时间必在帕尔努度过，与父亲尼姆（Neeme Järvi）、弟弟克里斯蒂安（Kristjan Järvi）分担演出任务，白天除了与乐团排练，还给指挥大师班的学院授课。

克里斯蒂安•雅尔维跟哥哥帕沃性格迥异。在沉浸古典音乐世界30年、执棒过各国顶尖乐团之后，他决心投奔现代音乐，与麾下的“北方脉搏”（Nordic Pulse）乐团探索电子乐与即兴表演。克里斯蒂安以流行摇滚乐队的形式去操作一个管弦乐团的概念，在本届帕尔努音乐节上做了首演。一晚连演两场，所有门票售罄。相对于正襟危坐的古典乐现场，“北方脉搏”的镭射灯光和大音量称得上“叛逆”。但这也正是音乐节的独特之处：创办人帕沃与父亲、弟弟和妹妹同时出现在音乐节上，每一位家庭成员在乐界都独当一面，这样的“家庭聚会”尤显“仅此一家、别无分店”的珍贵。

同时在欧洲不同地区任职和生活，帕沃的体会是“瑞士较少出现缺失自我身份的困境。爱沙尼亚跟芬兰相似，经常有‘后院起火’的担忧，通过音乐去保护自我文化身份的需求就显得更迫切一些。”

爱沙尼亚处在重要的地理位置上，从前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曾将爱沙尼亚称为“欧洲的窗口”，坐拥芬兰湾，又直入波罗的海，无论军事还是贸易上都是战略要塞。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屡遭侵犯：德国占领了八百年，上世纪又短暂占领了一段时间；丹麦、瑞典都入侵过；俄罗斯占领过两次。

眼下的战争万一向邻国延伸，爱沙尼亚将是第一个遭殃的国家”，帕沃说，惟一维护集体身份的方式就是通过音乐和艺术去实现。他提到，爱沙尼亚在世界上最有名气的个体是作曲家阿沃•帕特（Arvo Pärt）。爱沙尼亚作曲家尤里（Jüri Reinvere）则提到，创作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：“假如文化创作不能持续发展下去，作为一个国家的爱沙尼亚也会逐渐消失。”

音乐文化对于爱沙尼亚的身份独特性不言而喻。帕沃在帕尔努办音乐节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：他不希望下一代跟爱沙尼亚切断关系。在美国的家里，帕沃也只跟孩子们说爱沙尼亚文，不说英文。

我看的几场音乐会之中，曲目的安排意味深长。其中一首作品是爱沙尼亚“女性作曲家第一人”埃斯特（Ester Mägi）的《晚祷》，另一首作品则是拉脱维亚作曲家彼德里斯（Pēteris Vasks）写的《静默的果实》，这段作品以特蕾莎修女的一段和平祷告为蓝本创作而成。今日这首充满内省的作品在波罗的海响起，帕沃的用意不言而喻。

帕沃（右）与爱沙尼亚节日乐团演出作曲家Pēteris Vasks（下）的作品《静默的果实》。摄影：kaupo kikkas

以下是指挥家帕沃•雅尔维对话时的自述：

对于爱沙尼亚来说，文化最好的表现方式是音乐，那是一种对生存的确认。一个群体在一起，创造自己的语言、文化、艺术才能形成“国家”和“国籍”。尤其在民粹主义横行的今日，许多政权都在刻意边缘化文化艺术，如果我们不去持续创造出带有自我身份特征的艺术，具有原创性和个性的作品将会慢慢消失。

我们赖以生存的是语言和我们的歌曲。一个管弦乐团是拥有内在生命、传统和文化的机体。我祖母来自帕尔努，小时候每个夏天我们到这里过暑假。在这里长大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回忆。我记得在海滩、河边、森林周围荡悠，无忧无虑，夏天的日子像牧歌一样。想起人生中最好的时光，我总会想到这里。

我祖母曾经有一本小蓝本，里面全是古老的爱沙尼亚歌曲，她熟悉所有的旋律，我们跟着她，也学会了大部分的歌谣。有一首歌唱得是一位姑娘望着远航的帆船，她的水手哥哥在船上，歌中充满了伤感与渴望。很多的歌谣的主题都是“亲人被带走，从此再也见不到”。上千名爱沙尼亚人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今天的西伯利亚村庄里还满是爱沙尼亚人。

当然你需要接受，新音乐并非都能立即引起大家共鸣，不像朗朗上口的流行文化，走到哪里都一个样。1990年代，爱沙尼亚实现第二次独立后，很多人都在说要找到“爱沙尼亚自己的诺基亚”（因为手机品牌“诺基亚”，芬兰创造了商业奇迹）。但我一直对此持有保留意见：诺基亚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收购的，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芬兰，但谁都无法将阿沃•帕特（Arvo Pärt，爱沙尼亚作曲家）买下来，他将永远属于爱沙尼亚。重要的是象征，我们的国家这么小，但提起阿沃•帕特，大家都听说过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。音乐文化是无法被标价的。

帕尔努的街景，摄影：张璐诗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帕尔努就是个小城镇，但美极了，许多前苏联人也喜欢过来度假。有一些昔日世界的气质还在，但随着商业大楼不断盖起来，本地仅有的个性就快要消失了。时间的痕迹，可惜我们都逃不过这种所谓的进步。就像我们在世界上每个城市都能听得到的电子音乐节奏，在哪里都一样，这样的流行文化形式，似乎就是特意设计成为经不起时间推敲的样子，人们只顾着此时此刻能卖点钱。这个时代，我们那么容易就心甘情愿背叛个性、出卖个人隐私，以换取某些生活便利。

但另一些音乐，赚钱不是主要目的，而是为这个时代留下具有自我个性的原创艺术。音乐就是需要抽象，不需要鲜明的卖点，明确告诉听众：这里用上了民间故事，那里用上了俄罗斯小调。我们只需要作曲家的独特视角、以及他们作为爱沙尼亚人的表现手法。这很难去形容，但你一听就能听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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